国庆节忙着参加婚礼 “份子钱”成沉重负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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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千元出头的月工资都不够“随份子”

□ 本报记者 张守坤

“良辰已定，吉日待访;吾有薄酒，以谢良友。敬备喜宴，随候尊驾!我和××的婚礼定于今年10月6日中午在××酒店举办，诚邀您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。”

9月下旬，收到初中同学发来的喜讯，安徽省宿州市的张杰(化名)一点都高兴不起来——这意味着，近期他又要掏一笔“份子钱”。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：国庆节期间要参加5场婚礼，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似乎不够。

“我之前已经答应同事10月6号参加他的婚礼，初中同学的婚礼肯定无法抽身参加，但人不去，‘份子钱’也得出呀。”张杰颇为无奈地对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说，最终，这个国庆节他“随份子”总计支出6100元。

“去年国庆节‘随份子’随了4000元，今年6100元，而我的月工资才5000元出头，都不够‘随份子’的。”毕业工作4年的张杰忍不住吐槽道，“为什么‘份子钱’越来越高了?”

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，和张杰有相似经历，为“份子钱”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。

近期，“妈妈坚持让女子婚礼随2千”“大学生蹭酒席随礼100元被指太少”等话题引发热议。有网友留言说：“我们那里给关系不是很近的人随礼都要上千元了”“随礼100元都不好意思坐下来吃饭”“国庆8天假期7个朋友结婚，工资直接打到他们卡上吧”“十一一到，一月白干”“一月工资不够国庆参加婚礼的份子钱”……

从贵州来北京打工的李登(化名)告诉记者，几年前他和亲朋好友都默认“份子钱”为200元，但这几年水涨船高，“份子钱”涨得比工资快多了，300元成了基准线，而且大多时候已经拿不出手，一些人都五六百元的随，自己囊中羞涩，一到节假日压力巨大。

《2022职场人国庆长假调查》数据显示，职场人在国庆期间给出的“份子钱”，人均高达2369元。其中，给出1001元至3000元的职场人最多，占比33.6%。

亲朋遇喜事，“随份子”本应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祝福方式，如今为何变成了“甜蜜的负担”?不少人抱怨：这样的“份子钱”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?

但按照风俗习惯，不给“份子钱”又不切实际。“不随礼，等于把亲戚朋友都得罪了，背后指不定怎么议论你，以后有事也不会出手帮你。”张杰直言。

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看来，“随份子”具有合理性，从文化角度来讲，“随份子”有两层含义，一是表达情义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需求;另外“随份子”一般是遇到婚丧嫁娶等特定事件，完成这些大事需要支出不菲的费用，对一些家庭而言未必能独立承担，亲朋好友之间的“份子钱”具有帮助和互惠的功能。

“抱怨‘份子钱’压力大的大多是年轻人，他们正处于亲戚朋友婚丧嫁娶比较集中的阶段，而自己往往刚开始立业，没有太多经济积累，因此觉得‘份子钱’成了负担。”吕德文说，此外，“份子钱”表达情谊的功能相比之前在减弱，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，有些人还想着靠办酒席多挣点钱回来，“随份子”变味了，人们的情绪就不太好了。

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也发现，有些地方的“份子钱”变味严重，金额越来越高，甚至形成一种互相攀比的趋势，“比如你随礼1000元，回礼的时候我要给1200元甚至更多，你再随礼的时候金额又得增加，双方抬来抬去，价格越来越高，也就成了负担”。

实际上，国内不同地区“份子钱”的数额也有差别。网上流传一张“全国婚礼红包地图”，浙江和上海以1000元的红包水准领跑全国，河南500元，广东非常低调接地气，结婚只需要随礼100元。网友笑称：请广东人民把“份子钱”打下来!

然而，把“份子钱”打下来，并非易事。

2021年4月，民政部将广州市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。通过出台实施方案、强化宣传引导等有力举措，文明简约的新式婚礼成为新风尚。比如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一个村，当地结婚“随份子”钱不超100元。

2022年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、焦作市孟州市、商丘市永城市等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。在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，除了倡导“零彩礼”外，村委会还倡导，除了亲属外，乡亲们随礼不要超过50元。

但有当地居民告诉记者，很多人并没有按照倡导在做，有的人觉得50元、100元的拿不出手，有的人之前收的礼金较高，别人有喜事自己不可能降低“份子钱”，甚至还有人在想方设法摆宴席收“份子钱”。

9月26日，有网友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求助帖，梁平区铁门乡“无事酒”盛行，大人娃儿过生日也要办酒，有村民两个女儿都出嫁了，把女婿、外孙弄回铁门来办生日酒，还有村干部的父亲是明年周岁生日却改到今年办酒……

据公开报道，有些地方的“无事酒”纯属无中生有：抓头猪要办，麻将输了要办，考上高中要办，什么都可以当作由头。

吕德文说，因为“份子钱”有互惠的关系在，所以它是循环的，付出的“份子钱”，之后因婚丧嫁娶又回来了。“份子钱”100元、200元还好，如果再低可能连酒席成本都回不来。如此，可能送礼的人不想送，收礼的人也不想收，但为了赚回此前投入的“沉没成本”，便不得不加入循环，成为其中的一环。

“‘份子钱’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节点，总有人办了酒席成本可能收不回来要吃亏，而‘随份子’是一种习俗，不应用法律强制规定随多少合适，只能通过倡议倡导，对于党员干部可以采取组织条例增加约束力，但对普通民众约束力很低。”吕德文说，建议通过倡导或用村规民约等形式，降低不必要的酒席频次，有效减轻“份子钱”负担。

孟强认为，虽然约束力较低，但还是应当坚持倡导，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形成“份子钱”太高不好的观念，遏制“份子钱”不合理上涨的趋势。此外，“份子钱”越涨越高也可能和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有关，花的钱多了收的礼钱自然就高了。因此，很多地方都倡导红白喜事简办，这对于“份子钱”改革也有很大作用。

“不管是送礼物，还是‘随份子’，大家最后都逃不过这份人情往来。如果平时走动比较多，联系比较紧密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大家互相帮一下，这时候收获的亲情友情，可能比‘份子钱’更能够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美好情感。”孟强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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